光绪十六年（1891年10月8日），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《直报》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辟韩》《救亡决论》等文，主张变法维新、武装抗击外来侵略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创办俄文馆，并任总办，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；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；9月24日，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《时务报》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和王修植、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和《国闻汇编》，宣传变法维新；将《天演论》在《国闻报》报上连续发表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，阐述变法主张；改捐同知；撰《上光绪皇帝万言书》；9月《国闻报》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，被清政府勒令停办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义和团运动爆发。同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天津，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。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，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。参加汪康年、唐才常发起的“中国议会”，被选为副会长；创办名学会，讲演名学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，后任该局总办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，回到上海。同年冬，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，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，特意去拜访严复，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。

回到上海，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任复旦公学校长，为该校第二任校长；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恩铭被刺，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。

宣统元年四月（1909年5月），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、福建省顾问官。

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（1910年1月17日），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。

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海军部授为协都统，后任资政院议员。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创作大清国歌《巩金瓯》。

1912年2月25日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。5月3日，大总统批示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。同一天，袁世凯签发了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。5月4日，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，严复任首任校长。11月，辞去校长职务。

1913年，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。

1914年1月26日，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；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。宪法起草委员。

1915年5月，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；8月23日，筹安会宣布成立，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，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。

1916年，袁世凯死后，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，严复避祸于天津。

1920年，严复因哮喘病久治无效，回到福州养病。

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10月27日，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，终年67岁。

严复的到来，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。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、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，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，因此他由总教习（教务长）、会办（副校长），一直升至总办（校长）。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：“自来津以后，诸事虽无不佳，亦无甚好处，公事仍是有人掣肘，不得自在施行。至于上司，当今做官，须得内有门马，外有交游，又须钱钞应酬，广通声气，兄（严复自称）则三者无一焉，何怪仕宦之不达乎？置之不足道也。”由此可见，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。针对此事，四弟观澜告诉他，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，总是要走动走动的，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，又是直接上司。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，没想到果然有用。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：“用吾弟之言，多见此老，果然即有好处，大奇大奇。”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。

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“实开北方风气之先，立中国兵舰之本”。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，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，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（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、直隶咨议局议长）、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。倒是严复自己，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：“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，质实言之，其中弟子无得意者。伍昭扆（光建）有学识，而性情乖张；王少泉（劭廉）笃实，而过于拘谨。二者之外，余虽名位煊赫，皆庸才也。”

在复法运动中，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、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。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迫切性，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，以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“时代必进，后胜于今”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，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戊戌变法后，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，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。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。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，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。严复在《原强》中提出，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：“一曰血气体力之强，二曰聪明智慧之强，三曰德性义仁之强。”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、智、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。“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：一曰鼓民力，二曰开民智，三曰新民德”。所谓鼓民力，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，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；所谓开民智，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；所谓新民德，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，实行君主立宪，倡导“尊民”。严复要求维新变法，却又主张“惟不可期之以聚。”“除而不骤”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，即在当时的中国，要实行君主立宪，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，总之，“教育救国论”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。

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，否则必然亡国。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。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：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，害在使天下无人才，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？曰有大害三：“其一曰锢智慧”、“其二曰坏心术”、“其三曰滋游手”。严复主张多办学校，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，对“民不读书，罪其父母”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。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，自然不能胜过人家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。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，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，如天津俄文馆、北京通艺学堂等。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，以“开民智”。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，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，即小学堂、中学堂和大学堂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；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、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；大学堂学习三四年，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。同时，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，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。

此外，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。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。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，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。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，认为妇女自强“为国致至深之根本”。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，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，又要参加社会活动，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，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，因而也就无意义了。显然，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，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，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，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。

严复提倡西学，反对洋务派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观点，也反对全盘西化。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：“中国最重三纲，而西人首言平等；中国亲亲，而西人尚贤；中国以孝治天下，而西人以公治天下；中国尊主，而西人隆民……其于为学也，中国夸多识，而西人恃人力。”总之，西学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”。他还指出：“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。”“古之必敝。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、舜、孔子生在今天的话，也要向西方学习的。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“格致”：“盖非西学，洋文无以为耳目，而舍格致之事，则仅得其皮毛。”他认为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，西学有西学之体用，分之则两立，合之则两止”。他认为应做到“体用一致”，“本来一致”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，提出“以自由为体，以民主为和”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。

他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有机性，指出“一国之政教学术，其如具官之物体欤？有其元首脊腹，而后有其六腑四肢；有其质干根荄，而后有其支叶华实”。他从“体用一致”的观点出发，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。他认为在小学阶段，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“为条达妥适之文”，“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”，因则“旧学功课，十当其九”，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“最浅最实之普学”为辅助读物。在教学方法上，多采用讲解，减少记诵功夫。中学阶段应以“西学为重点”，“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，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”，并且规定“一切皆用洋文授课”。在高等学堂阶段，主要学“西学”，至于“中文”，则是“有考校，无功课；有书籍，无讲席，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”。他认为对于青少年，应引导他们分析，学些专深的知识，如此，让他们有所收益，触类旁通、左右逢源。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他曾翻译《穆勒名学》（形式逻辑），并积极进行对“名学”的宣传介绍。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。我国几千年来，“演绎”甚多，“归纳”绝少，这也是中国“学术之所以多诬，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”的一个原因。严复更重视归纳法，主张要“亲为观察调查”，反对“所求而多论者，皆在文字楮素（纸墨）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”。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：“读书得智，是第二手事。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，各物为我文字者，斯真学耳。”

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、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，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。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，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，在《天演论》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原则和标准。

“信”（faithfulness）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。

“达”（expressiveness）指译文通顺流畅。

“雅”（elegance）可解为译文有文采，文字典雅。

这条著名的“三字经”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，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。

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，并翻译了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等著作。他对赋税的职能、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，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，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。他说：“赋税贡助者，国民之公职也，取之于民者，还为其民。”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，严复提出了“赋在有余”的原则。他指出：“国家责赋在民，必有道矣。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，必其一岁之入，有以资口体、供事畜而有余，而后有以应国课。”他提出不能以“养民之财”、“教民之财”和“赡疾病待赢老之资”作为征税对象。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，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。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，“赋无厚薄惟其宜”，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“为其民开利源，而使之胜重赋”，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。

（严复肖像图册的参考资料来源：）

在人口方面，严复提出“奢民说”“教育妨生说”。

在谈到中国是否能够照搬西方制度时，严复举了一个例子：若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，就给牛接上了马蹄子，但牛还是跑不快；因为马蹄子需要骨骼结构带动，于是把马的骨架搬到牛身上，但依旧无效；因为马的骨架又需要肌肉系统带动，肌肉系统又需要循环系统、神经系统做支撑。最后除非把一头牛完全改造成一匹马，想要牛跑快根本不可能。但把马的全部嫁接到牛身上，又使得牛的存在失去了意义而且根本不可行。

严复翻译了《天演论》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，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。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，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、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，以教育救国为己任。辛亥革命后，他一度党附袁世凯，卷入洪宪帝制，为世人诟病。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，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，时持犯众之论，既不获解於当时，更致聚讼于后世。虽然如此，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，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，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，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。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。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，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。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，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，还远远不够，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、变换视角、革新思维，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。

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翻译家、教育家，严复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是暧昧、矛盾的。在大转型的时代，严复是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。（新京报评）

康有为称赞严复是“精通西学第一人”。

梁启超称赞严复“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”。

毛泽东曾称赞他是“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”之一。

胡适称赞“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”。

习近平说：纪念严复缅怀先哲历史功绩，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促进民族全面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意义。

李克强评：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。严复学贯中西，是第一批“放眼看世界”的中国人。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，启蒙了几代中国人，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“中国心”。

郎咸平：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。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，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。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，让他止步于“天演论”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。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，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，向左一步就能进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黑格尔马克思思想。但是，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的深邃思想，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窘境，因此使得他的止步，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，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，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。

《严复全集》，（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）全书共11卷22册，630多万字，包含了严复的翻译、编纂、政文、序跋、诗词、信札、日记、账册、评点等类所有作品。

儿子：严璩、严瓛、严琥、严璿、严玷

女儿：严瑸、严璆、严珑、严项

孙子：严侨

孙女：严倚云、严系云、严倬云、严停云

严复与郭嵩焘，二人年龄相差36岁，但这没有影响两人交往，两人相见后，很快就成忘年交。1878年2月2日，农历正月初一，即春节，严复及另外五名留学生给郭嵩焘拜年，郭嵩焘接待了他们，并留他们吃饭，席间，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注意。严复讲了这样一件事：在一堂野战筑城课上，教官要求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挖一个掩体，结果，中国学生挖得最慢……严复分析说这是由于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、身体素质差的原因，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。他因此开始关注严复，在当天的日记中评价道：“严又陵谈最畅……其言多可听者。 ”

郭嵩焘去世时，严复写了挽联：平生蒙国士之知，而今鹤翅童毛，激赏深惭羊叔子；惟公负独醒之累，在昔蛾眉谣诼，离忧岂仅屈灵均。

李新宇教授说：“郭嵩焘去世了，但他影响了严复……严复后来的著作，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。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得到播扬，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，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，影响了一代人。 ”

1907年，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做监督。严复到任之前，学校管理有点混乱，学生不好好学习，教员不好好教书，都把学校当成了混“功名”的地方。严复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，而且力度很大，一次考试就淘汰了38人，其中就有王恺銮。但在那次大考中，王恺銮因遇到严复，不仅本来的40分变成了90分，而且受到奖励。

在题目为《张巡论》的考试结束后，严复亲自检查卷子，发现了王恺銮的那篇40分的作文。严复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，兴奋得连声赞叹。他甚至没想到这里的学生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！阅卷先生认为答卷见解荒谬，严复却认为一点也不荒谬。看完之后，他在考卷上亲笔改动了几个字，然后让人把王恺銮叫来，仔细询问一番，给予热情的鼓励，并自掏腰包当场奖励了10块银元。那位评卷的汉文教习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走过来把考卷上的40分改成了90分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严复做完这事就去写信，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外甥女，并且写道：“可惜吾女尚小，不然，真可妻也。”

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，严复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在福州郎官巷寓所，写下遗嘱，有“须知中国不灭，旧法可损益，必不可叛”等。

严复墓在福建福州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。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，花岗岩石结构，呈如意形，三层墓埕，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。封土为三合土质，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，楷书阴刻：“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”。墓柱为金瓜顶，飞龙盘柱。两侧立卷书石围屏，上刻有梅、雀、松鹤等图案，形态逼真。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。墓系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，令长子严伯玉监造，严复自书墓碑及“惟适之安”横屏。民国十年年（1921年）严复病逝后葬于此。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，曰：“旗山龙渡岐江东，玉屏耸张灵此钟。绛新籀古析以中，方言扬云论谭充，千辟弗试千越锋，昔梦登天悲回风。飞火怒扇销金铜，鲸呿鼍跋陆变江。氏见犹阅世君非蒙，咽理归此万年宫，文章光气长垂虹。”

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70年代，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。1984～1988年，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，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，保持原状不变，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.3米的砖墙，在墓前砌建长40米、高2米多的石墙，扩展二层墓埕，墓园面宽40米，纵深42米，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，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，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。郎官巷的故居是严复晚年生活的地方，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得知严复要从北京回福州的消息后，为其购置了该房产。严复从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年底回到福州后就居住在这里，直至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病逝。2003年，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。

（严复故居相册参考资料来源：）

2023年5月5日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，根据名单，严复的作品一律不准出境。

2023年6月，由福州市文物局主办，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与福州市博物馆共同承办的“笔醒山河——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史绩展”开展。

2024年1月6日，福州市鼓楼区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活动暨《笔醒山河》严复主题沉浸式戏剧全国首演，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严复翰墨馆举行，同时全国首唱作为《笔醒山河》主题曲的福建原创组歌《三坊七巷》之《天演论》。4月28日，《笔醒山河》严复主题戏剧快闪暨“寻迹鼓楼 文脉永传”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活动，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上演。

《带一门学问回中国：盗火者严复》，李新宇著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。

《惟适之安：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》，黄克武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2年5月。

《寻求富强》，（美）本杰明·史华慈著，叶凤美译，中信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
《笔醒山河：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》，黄克武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2年。